（朱启臻：200亿元种粮补贴怎样才能真正惠及种粮人）

　　近日，中央财政下达资金200亿元，对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，缓解农资价格上涨带来的种粮增加支出的影响，稳定农民收入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补贴的对象是“实际种粮农民”，除了常规的农民之外，也包括通过流转获得土地的种粮大户、农场等经营者。然而在过去，种粮大户、农场经营者等往往很难获得流转部分的政策补贴，如何才能让补贴真正惠及实际种粮人？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教授、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。

　　朱启臻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。受访者供图

　　补贴为何难以到达种粮人手中

　　新京报：如何让补贴真正惠及种粮人的问题，一直都是人们讨论和关注的焦点，在你看来，为何会出现种粮人拿不到补贴的情况？

　　朱启臻：现实中，粮食补贴的发放有几种情况，一是按亩数发给原土地承包者，也就是承包村里耕地的农民，他依然在种粮食，也可以拿到补贴。种粮大户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土地，这一部分往往是拿不到补贴的。政府主导的引进资本，流转土地进行经营，这一部分，也可以获得各类专项补贴，但是粮食直补大都补贴给原土地承包者。那些个人流转土地的种粮大户，一般很难得到有效支持。

　　新京报：为何他们难以拿到？

　　朱启臻：我们的制度设计，还存在不完善、不配套的地方。我们的土地流转，叫做有偿流转，也就是要给原来的承包者租金。举例来说，1亩地的租金是800元，政府又有200元的补贴，在过去，这部分补贴往往给了原承包者，而不是真正的种植大户。这样的话，承包者有1000元的收入。如果把补贴给正在种地的人，那么原转租的人，就会涨租金，比如租金涨成1000元，否则就不续租了。相当于流转别人土地的种粮户，依旧拿不到补贴。

　　工商资本下乡往往是为补贴而来

　　新京报：这会造成怎样的影响？

　　朱启臻：在粮食生产中，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，可以降低种植者的成本，增加他们的收益，以此让他们保持更高的种粮积极性，最终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。但如果那些种粮大户拿不到补贴，种粮食的积极性难以调动，粮食生产也难以保障。

　　新京报：通过政府引进资本的方式，是否会更合理？既能实现规模化生产，又可以获得补贴？

　　朱启臻：并非如此，现实中，很多地方政府引进的资本，流转了土地之后，生产却一塌糊涂。因为有些所谓企业目的就是为了拿补贴，拿了补贴他们就能赚钱，事实上，他们不仅能拿到粮食生产的各种补贴，还能拿到其他种种专项补贴。既然已经赚钱了，为何还要好好种地呢？而且，政府对他们也没有粮食产量的硬性要求，他们就没有生产动力。于是就出现了，拿了补贴也不认真种地的现象，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。

　　粮食生产依旧要靠真正的农民

　　新京报：国家一直在强调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性，种种惠农政策也是为了调动粮农的积极性，该如何解决补贴难以惠及实际种粮者的问题？

　　朱启臻：我一直在提倡家庭农场制度，让真正的农民进行农业生产。农民自己承包的土地，他们有感情，舍不得荒废掉，事实上，也只有农民自己，才能把地种好，这是他们的职责，也是他们获得收益的重要途径，种粮食有收益，政府补贴能够提高他们的收益，他们自然有积极性去种粮。这意味着，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，坚持农户经营，发展家庭农场、农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。现在的问题是完全市场化，谁有钱谁去流转土地，工商资本下乡种地，外来的承包大户种地，感觉越大越好，但实际上，不仅仅是政府的种粮补贴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，粮食安全也难以得到更好的保障。

　　新京报：家庭农场为何更有效？

　　朱启臻：家庭农场定义很简单，就是指以家庭劳动力为主要劳动力的经营单位，于农户来说，依然是自己给自己劳动。与小农户不同的是，家庭农场通过特色农业、融合农业和适度规模农业，可以为农民提供充分就业，让农民获得较高的农场经营收入。家庭农场有很多优点，其中最大的战略意义或优势，在于可以为国家培养稳定的高素质农民，农民与土地的密切关系，是家庭农场的稳定性特征，培养农民对土地的感情，为农业后继者的培养提供制度保证，老人干不动了，儿子接着干，这样，稳定的高素质农业生产者队伍才能得以形成。有了这样一支队伍，国家的农业安全才有保障。

　　土地流转规则需要完善

　　新京报：如果要推动家庭农场的发展，就需要让家庭拥有更多的土地，这又该怎么解决？和资本下乡租地种粮有何区别？

　　朱启臻：家庭农场要获得适度的规模化，确实需要更多的土地，但和资本下乡租地种粮有所不同。家庭农场是长期的、稳定的，资本下乡往往是短期的，重视的是眼前的利益。这就需要我们的土地流转制度进一步完善。当前的流转制度，不适合家庭农场的形成。事实上是把土地私人财产化了，一个人不种地了，去城市工作，但他依然可以获得土地的租金，也就是所谓财产性收入。一个人考上大学，进城落户，有了稳定的工作，但他的地还在，还可以租给别人，获得租金。一个人办企业，当了老板，属于高收入阶层，也不再种地了，但同样有收地租的资格。如此种种，显然是难以满足家庭农场的形成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你认为该如何完善？

　　朱启臻：当前的流转是短期流转、临时的，土地的承包者想租就租，不想租就不租，承租者难以形成稳定预期或长远投入。更有甚者，宁可荒着，也不给别人种。因此，要实行土地退出制度，那些真正已经融入城市，彻底离开乡村的人，可以退出承包地，给真正愿意种地的人，家庭农场自然就可以发展起来了。这样的情况下，种粮补贴就可以直接补贴给家庭农场的经营者，起到了调动种粮积极性的作用。

　　进城者真正融入城市才有退出基础

　　新京报：当前，很多进城务工的人，其实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，他们最终很可能还需要回家务农，如果他们退出土地承包，怎么保障他们的利益？

　　朱启臻：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。一方面，从城市角度讲，在发展了这么多年后，应该减少、消除农民融入城市的障碍，比如就业的保障、教育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平等对待问题，让进城的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，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福利。这样的话，他们退出承包的土地就有了基础。其次，那些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，只是短期或者阶段性务工的人，他们还要回去种地，在进城务工期间，可以通过托管等形式，让别人替自己经营土地，比如把土地托管给同乡、邻居、村里的合作社，或由社会化服务体系来完成，至于产出、收益如何分配，双方可以自行协商，不存在影响种田积极性问题。其三，农户有人在附近务工，他一边务工一边种地，两头不耽误，这是很好的事情，不要去干涉，而且要鼓励。

　　新京报：在你看来，当前家庭农场发展的难处在哪里？

　　朱启臻：有利益的问题，但更多是观念的问题。对地方政府来说，很多人总觉得，引来大企业入驻乡村，一下子规模化、机械化、专业化，农业就现代化了。简单、快速、政绩明显，其实这些并不是现代农业的本质。现代农业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，现代农业的有效手段是现代科技在农业中的有效应用。有人认为家庭农场小打小闹，不够现代。正是这个原因，遏制了真正意义上家庭农场的发展。

　　农资涨价粮食不涨价是否合理

　　新京报：这一次200亿补贴，主要是缓解农资涨价造成的种粮成本支出增加，一直以来，都有观点认为，农资一直涨价，但粮食不涨或涨得很少，这不合理，这个矛盾应该怎么理解？

　　朱启臻：农资是市场化的，涨价和跌价都是市场现象，比如化肥，原材料涨价了，农资自然要涨，如果不让涨价，那就没人干了。但粮食不是市场化的，受到政府的调控。所以要发放农资补贴，不让农民种粮成本过高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但农资涨价必然会影响种粮收益，又该怎么应对？

　　朱启臻：第一，尽量限制涨价的幅度，不让农资涨价太多，不能变成暴利行业。农业不是暴利行业，任何和农业有关的产业，都不应允许获得暴利。第二，寻找替代品，比如化肥太贵，是否可以改用一些有机肥，种化肥用量少的作物。还可以通过科学施肥的方法，减少化肥的使用量，以此来降低粮食生产的成本。第三，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，如农资补贴、农机补贴等，这也是各国通用的办法。当然，这又回到了如何让补贴惠及真正种粮者的问题了。

　　新京报记者周怀宗

　　编辑张树婧校对赵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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